接下来的半个月，这种微妙的“警觉”一直持续着。
她不再当着我的面换衣服，哪怕是外衣；去卫生间洗澡时，那扇门虽然没有反锁，但也关得严严实实，甚至能听到里面挂上插销的声音；那件深红色的真丝睡袍也像是失踪了一样，再也没出现过。
那种“温水煮青蛙”的进程，似乎被那个“咚”的一声给强行按了暂停键。
我心里像是猫抓一样难受，看着她在屋里晃动却包裹严实的身影，那种“看得见吃不着”的煎熬比以前更甚。
但我也没敢再造次。我知道，这时候再往前一步，可能就会炸雷。
时间就这样在闷热和拉扯中，滑到了八月底。
知了的叫声开始变得凄厉，那是夏末的绝唱。
就在我以为这个暑假就要在这样的冷战与隔阂中结束时，那个男人回来了。
那天下午，一辆满身黄泥的大货车停在了巷口。
父亲李建国回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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